“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虽未对世界历史下过明确定义，但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分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过程，阐明了走向世界历史是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世界历史”的呢？
世界历史是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生产力发展和普遍交往基础上，脱离孤立、分散状态，走向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体化进程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世界历史的出现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分工和交往的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将历史区分为地域性的民族历史与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认为在以往的历史时代，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实行的基本上都是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人们世世代代维系在狭小的土地上，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能按照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方式缓慢分散地发展着，阻碍了地域性民族的世界性历史活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大工业的出现，世界历史首次被开创。“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整个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世界各民族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格局呈现出开放的、全球性的发展态势。
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整体性和不平衡性的统一。在历史日益转向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发展愈加依赖世界的发展，世界历史作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相互融合依赖的历史也便成为了一个整体。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与作为部分的各民族国家遵循着整体与要素之间的规律，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特征。但在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作为轴心支配一切的本质使得资本的扩张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史。资本借由殖民统治和自由贸易扫除一切前进障碍，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充分“自由活动”。由于这种“自由活动”并不是根据商品中实际耗费的劳动量来进行的等价交换，而是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进行掠夺与剥削，这事实上造成了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对此，马克思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指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的信徒们，既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同样他们更不了解和不愿意了解，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历史中对立的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凸显，世界体系逐渐演变为宗主国与附属国的“中心外围”体系，世界图式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格局。
世界历史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主义的必要条件。“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人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决定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也将复归于人，将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这一终极目标只有在主义形态下才能实现。据此，马克思一方面分析了世界历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认为世界历史是人的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世界历史的发展扬弃了人的各种能力只能在狭隘地域范围和孤立点上发展的状态，扬弃了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的状态，带来了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指出只有在世界历史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另一方面马克思分析了世界历史与主义的关系，阐明了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才能为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只有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为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转变提供机会。而主义需要的这些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只有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才能具备。
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具有统一性也具有多样性。世界历史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形态变迁的规律下，世界历史终将会经由不同社会形态走向主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统一性。但是世界历史以不同的民族国家为其组成元素，不同民族国家由于历史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不同，在道路选择上具有特殊性，无法用统一模式来规定与衡量，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呈现出多样性。对此，马克思晚年将视野转向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视野中审视了公社的特殊性与未来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马克思指出，“假如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通过提出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问题，马克思证明了西欧的道路并不是也不是其他国家因循的道路，每个国家也很难走一条“一般发展道路”。